大 舅
【随心起笔477期／作者：崔莺莺】 2021年夏天，台湾的表妹发来了不好的消息：92岁的大舅走了。几年前写过的这篇《大舅》被发表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系列丛书《老照片》第一百零四辑，也还算是个安慰——毕竟2017年我去台湾时把书带给他看了，时年88岁的大舅，戴着老花镜饶有兴致地读了好几遍——看来很满意。与大舅一共也就见过四次面，但却有很多的“瓜葛”——甚至还曾经有人要求我，将枪口对准这个当时未曾谋面过的舅舅。
生于1929年的大舅，是我外公崔毓珍与外婆廖英芬在英国留学时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姨妈，因为染上传染病，很小便夭折了。外公虽然家境还算殷实，又是民国政府公派的留学生，但伦敦大学昂贵的开支以及家眷的负担，使陪读的外婆包揽了外公全部讲义、资料论文的打字和整理工作，两个孩子只好送到条件较差的修道院育儿堂去。大舅出生后，他的祖父母怕这三代单传的独苗再有闪失，强迫学有所成的外公放弃在英国的大好前程，于1931年回国。他们把家安在了上海霞飞路一幢漂亮的洋房里。
那时，三十不到的外公，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外公赴英前，在北大师从马寅初先生，赴英留学就是马老先生力劝的。同样是得益于马老先生的推荐，他还兼任民国政府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顾问。外公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顺风顺水，甚至是“呼风唤雨”，为此，还和一位与外公的经历和专业几乎完全相同的刘姓才俊，产生了一些小摩擦——真可以说成是《围城》的现实版了！但这个“故事”还有续篇。
好景不长。1942年，卧床近两年的外公四十不到便英年早逝，那位曾与外公有过些许摩擦的刘先生（可惜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也早已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公身后留下了年青守寡的外婆和六个孩子，排头兵就是刚满13岁的大舅。
兵荒马乱，风雨飘摇。1943年，外婆带着六个从5岁到14岁的孩子，搬出霞飞路，告别上海滩，回到了崔家在济南的老宅——历下区县东巷北面的一个大四合院。三年后，17岁的大舅，被吸收进民国中央银行山东分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经过刻苦历练，大舅很快就有了“小铁算盘”的封号。
1947年，中原大地再起硝烟。为避战乱，外婆又拖着五个孩子辗转奔波到重庆。而留在济南的大舅，一直未等到调职的机会。但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却不盼自来：随着银行迁移的队伍，1948年夏19岁的大舅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又历尽艰辛到了台湾……。
刚到台湾的头几年，外婆还与他通过几封信，大舅来的最后一封信上说，大批人员逃到台湾，穷困潦倒，混乱不堪。由于银行裁掉了三分之二的员工，他失去了工作，想再回家乡，但丝毫无望，只好与同去的一个赵姓的老乡合伙做生意，结果又被他坑了——只能在街头摆摊卖肥皂谋生。此后，两岸彻底切断了联系，大舅也就从外婆一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小的时候，每听到“大舅”这词，总是伴随着外婆与母亲遮遮掩掩怪异的表情。外婆家有本硕大的影集很吸引我，身穿毛线连衣裙，系着小领结的母亲，姨妈、舅舅，总是让我很向往。我指着当时拍于上海的八口人的全家福，询问那个比舅舅高一头，神气活现，西服革履的男孩子是谁时，外婆总是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将食指竖在嘴前，极谨慎地“嘘”一声……
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有天夜里，睡梦中的我闻到了呛人的烧灼气味，依稀看到外婆痛苦抽泣的背影。第二天，那本大影集便不见了。伦敦大钟下，泰晤士河旁，埃菲尔铁塔前，风流倜傥拿着文明棍儿的外公，妩媚秀丽，身穿薄纱长裙的外婆，以及花园中骑儿童车的大舅的身姿，也化为一缕青烟，永远在我面前消失了。
几天之后，一个寒冷的深夜，十几个人手一斧的威猛红卫兵，在凌晨三点钟将外婆家的大木门砸开。他们东翻西找，甚至在阁楼下最里面那间屋子，挖大坑挖出了地下水——外婆家紧邻大明湖，地下水位很浅。
气急败坏的红卫兵们，甚至把我的洋娃娃开肠破肚也没翻到想要的东西。外婆有一台心爱的英文打字机，我眼看着他们把它拆开，七嘴八舌的怀疑它是“电台”然后用随身携带的斧头砸成一堆烂铁，用小包被裹走了。
我们被轰出了屋子。我和两个小表妹（三岁的双胞胎）站在院子中央，浑身已经冻僵，看着晨曦中屋门上那血红的封条，听着被封在屋内我家小猫凤凤凄厉的哀叫，透过止不住的泪水，我却从外婆悲伤的脸上，捕捉到了一丝欣慰。
转眼到了1977年。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像别人一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几个月后，王姓党支书找我谈话。他严肃地问我：你有几个舅舅？我很习惯地回答：一个啊。他立刻狰狞地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喝道：“不对！你有两个舅舅，另一个在台湾！”
这句话实在把我吓蒙了。随即，扎领结戴鸭舌帽的小少爷；骑着三轮童车的可爱男孩，这些封存已久的记忆，像烟雾一样，一团一团在我面前浮现……
看我愣在那里，党支书又说道：“你想入党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你必须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书？”
“是的，你必须这样写：我的大舅是躲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我恨死他了。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打到台湾，我一定要做第一个枪毙我大舅的人！”
我呆若木鸡地站着，只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荡：亲手向我大舅开枪。
王支书补充道：“你这保证书必须是血书。”
鬼使神差的我未加考虑脱口而出：“书记，我做不到。”说完就流着泪，惊恐万状地走了出去。身后，似乎书记马上就要向我扣动扳机了。
那之后不久，单位开大会传达关于为右派平反、落实政策的中央文件。传达后进行讨论，支部书记要求大家踊跃发言，他又补充道：不过大伙也得从中汲取教训，想想当初那些人又是怎么打成右派的？我不经意地说一句：可现在不正是为他们平反吗？党支书一声怒吼：“你尤其要注意你的家庭背景！”
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友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北京军区空军地勤的小军官，因为担心再出现“枪杀”、“血书”等事件，我根本就不想提到这个令人难堪的大舅。通信交往了半年左右，他来信说，已向组织上汇报了我，就等政审批准了。
没过多久，一封翻脸不认人、恶言恶语的“分手信”来到了我面前。在他的信里，我变成了乔装打扮的“国民党女特务”，是专门为了刺探我人民空军歼7的先进技术情报，而有意与他交往的！
从那以后，我自己将“大舅”这个用“血”和“泪”混成的称呼，变成了“禁语”。因此到了1988年，公司的上级部门多次招集我们这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员，专门给我们传达“号召招商引资”的中央文件，我都一概拒绝参加。单位里从部队刚转业的党支书耐心地开导我：“你有舅舅在台湾，那是你的荣幸啊。快，别磨蹭了，把你舅舅叫回来投资，办企业！”我心里暗自发笑：开个肥皂厂！
没想到，1989年3月，大舅他不叫自来！端详着这个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的大舅，既亲切又“庆幸”但也暗自思忖：大舅还真不像个卖肥皂的！
大舅走在前，我们跟在后，没有任何迟疑，就从解放桥走进了他阔别四十多年的县东巷的老宅子。外婆抱着这别时少年郎、相逢两鬓霜的长子，竟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只是不停地说着：“唉，那些照片全让我烧了，没想到还能认出你啊……”
母子言欢，兄妹叙旧，大舅又给我们讲了“《围城》现实版”的续篇。
1950年，大舅在台北街头摆摊卖肥皂，遇见了当年曾与我外公有过摩擦，后来接任他职位的那位刘先生。刘先生那时是台湾银行的高管。他端详着我大舅，问他可认识崔晓岑（我外公的字）？大舅说，我是他大儿子。刘先生盯着衣衫褴褛的大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仰天长叹：“唉，造化弄人，崔某人的儿子竟然沦落到此等地步！我刘某又岂能袖手旁观？”
随后，刘恩公将大舅介绍进了台湾银行。凭着自幼练习生的底子和“小铁算盘”的功夫，大舅在那里勤勤恳恳努力拼搏四十年，在高级会计师及金库主任的职位上，以副行长的待遇解甲归田。
1991年，我外婆到台湾去探望大舅。大舅将她领到了他每年必去扫墓的刘恩公墓前。时年82岁的外婆，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感谢恩公宽阔的胸襟，义薄云天的情怀。外婆插上一束白色的菊花，老泪纵横地诉说着：可惜啊，恩公与崔某人在伦敦唯一的那张合影，也被我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