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随心翻作浪——佐佐木芳邦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烽火连天明社屋，国亡家破仇谁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几乎整个亚洲都卷入这场战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也不可避免深陷其中。一个叫尤伟仁的台湾青年，因为不愿应召入伍去南亚的热带雨林参战，为军国主义卖命，买了一张船票跑到日本。当时，像尤伟仁这样厌战的台湾青年有很多，他们利用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往来方便，躲避兵拏祸结的战火。可是战争中哪会有安全的净土呢？有一次，不记得是来日本还是回台湾的途中，在汪洋大海上两船相遇，尤伟仁兴奋的与对面船上旅客挥手致意，手还没来得及放下，一颗美军鱼雷便把对面的船击沉了，几百条生命如尘埃一样被汹涌的波涛吞噬，尤伟仁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在日本，尤伟仁半工半读，战后加入爱国进步组织东京华侨总会，为维护华侨权益提供帮助。尤伟仁是《华侨报》一名新闻记者，与办公桌对面的一位日本女性相识相知，共同组建了幸福家庭。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佐佐木芳邦（中国名尤芳邦），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从他身上我依然能感受到来自父亲的为华人无私奉献精神。
一
1950年，佐佐木芳邦出生在东京池袋的长崎，此长崎非彼长崎，战后的地理变迁，大多数人已经不记得这个镰仓幕府的实质掌权者，北条家御内人长崎氏在丰岛区的领地了。佐佐木芳邦的记忆里，他小时候住在二层阁楼上，楼下紧挨着一条沟渠，弟弟降生后，母亲照顾不过来他们兄弟二人，有一天他趴在窗口看窗外风景，一不小心跌落楼下，下巴缝好几针，差一点儿丢了性命。如果真是那样，也就没有后来佐佐木芳邦的传奇故事了。
1953年，父亲尤伟仁响周恩来总理号召，积极开展日本华侨归国运动，并以身作则率先携带妻儿回到祖国，投入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中。一开始，尤伟仁被推荐到《北京周报》继续从事媒体工作，但他想发挥更大作用，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于是来到天津纺织品采购供应站一线工作，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华侨中人才济济，后来经久不衰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飞鸽牌自行车、牡丹牌缝纫机，都是这一时期由日本华侨设计和组织生产的，就连当时中央首长患病，也要专门开车找天津的日本华侨医生诊治。虽然文革中有很多华侨受波及，选择重新回到日本定居，但佐佐木芳邦的父亲尤伟仁，从未动摇过自己爱党爱国的决心，坚定不移地留在天津，并把一生的热血都献给了中国的纺织品批发事业，历任天津市人大代表、和平区人大常委等要职。
少年佐佐木芳邦，天资聪颖，博识早慧，读中学时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佐佐木芳邦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是儿童节，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佐佐木芳邦刚满16岁，自然不能完全领会社论内容，他发现此前市党委发给学校的通知与社论精神相违，便联合几个同学，赶制出一篇批判天津市委的大字报。为区分市委中的好人与坏分子，佐佐木芳邦特别把大字报题目改为《清扫天津市委，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天津市委派工作组到汇文中学镇压学生运动。一时间佐佐木芳邦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学校操场四周所有的楼房平房墙壁上，都贴满了打倒他的大字报。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不知愁滋味，佐佐木芳邦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觉得这是一场今后不会再有的事，把要打倒他的大字报标题和落款人姓名抄录在笔记本上，留作日后纪念。他的行为被误认为想要秋后算账，只好中止做记录。好在8月5日伟大领袖亲自下场，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形势陡然扭转，佐佐木芳邦成了先知先觉的造反派英雄，还和一位中学老师合作，创办一份红卫兵报纸《红锋》，在天津风光一时。
“你那会儿就没想过后果吗？”在东京大学外的一家小咖啡馆，我问佐佐木芳邦。
已经满头华发的佐佐木芳邦，沉思片刻说：“我们当时一心一意只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其它想法。”
二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佐佐木芳邦知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为做革命接班人，他自己先到派出所把户口注销了。校长被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感动，四所中学组建一支400人的知青青年连，任命佐佐木芳邦为连长，带队去广阔的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佐佐木芳邦与另外3个男生和6个女生组成一个小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虽然劳动环境恶劣，但他们十分努力。蹲在地里拔麦子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拔的快，佐佐木芳邦却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拔。最后，大家都累倒在家里无法出工，只有佐佐木芳邦一切如常，拔的麦子比谁都多。佐佐木芳邦善于动脑不止体现在劳动上，1973年，他被推荐考北京大学，满分130分，佐佐木芳邦考了110分，与他同一届的张铁生，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白卷先生，0分被清华大学录取，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
在北京大学期间，佐佐木芳邦如饥似渴学习专业知识，主修日语，加上小时候就会说，以优异成绩毕业。按当时国家哪来哪去的分配方针，他被分配到呼和浩特的自治区科技情报研究所，赴任当天，在列车里听到毛主席逝世。后来父亲帮他在南开大学找了一份日语教师的工作，佐佐木芳邦才算重新回到天津生活。
1978年，南开大学与日本的姐妹学校神户大学有一个互换青年教师的研修项目，因经费不足被迫取消，佐佐木芳邦深感遗憾，问父亲能否自费赴日留学，父亲与从前在日本的友人联系，做他的经济保证人，就这样佐佐木芳邦从天津坐船到神户，又乘新干线到东京，在幼年生活过的地方开始了新生活，同时也开启了又一扇命运之门。
三
天道酬勤，其实，运气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981年，在上智大学读书期间，佐佐木芳邦发现同学们都很热衷于学生俱乐部活动。为了多交朋友，他于是成立一个中文俱乐部，教日本同学中文，课后一起聚餐。拓植大学一个叫高田的学生知道了，也加入了中文俱乐部，通过高田介绍，佐佐木芳邦与一个外务省官员相识，后来正是这位官员介绍佐佐木芳邦给日中经济协会，协会中有来自日本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野村证券的借调职工，于是介绍给了野村证券中国室。他也是第一个进入野村证劵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作为一家世界性企业集团，野村证券集团的业务涉及筹资融资股票交易基金管理等各项证券业务，并拥有综合研究所、不动产等多个专业公司，是最早拓展中国业务的境外证券公司。1982年在北京设立事务所，分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取得QFII资格。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开发区的建议，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提供了各种帮助。
佐佐木芳邦在野村证劵工作的25年间，先后参与了两个大型项目，一个是北京发展大厦，一个是上海花园饭店。其中北京项目从谈判、立项、签约到最后的项目落实，他都以精湛的两国语言为双方的沟通居中斡旋，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佐佐木芳邦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受到双方领导的一致肯定，北京发展大厦和上海花园饭店也成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的标杆，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工作之余，佐佐木芳邦不忘为扩大中日两国交流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做努力，他发起组织的“中国金融研究会”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学会之一，汇聚众多在日华人精英，每两个月举办一次讲座，针对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和父亲尤伟仁一样，佐佐木芳邦有一颗永恒不泯的报国之心。退休后，佐佐木芳邦被东京著名的大仓饭店聘为管理部部长，在他的协调帮助下，大仓财阀创始人大仓喜八郎收藏的3万部珍贵的中国古籍善本，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019年，在他建议下中国同盟会成立纪念碑竖立在新落成的大仓饭店后面绿地，为辛亥百年又增添一个富有意义的纪念场所，功在千秋，不过那是又一篇值得书写的故事，佐佐木芳邦的人生传奇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