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爽：在荒芜与枯竭处发现内心新秩序 ——读《水在水中》

【随心起笔515期／作者：贺方樱杰】尼采在《酒神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诗篇）中写道：自己满溢，自己降露，自己做焦枯荒野上的雨……所有文学讲的其实是人与这个“枯竭世界”的相处，及从内心荒芜中诞生的生机与美学。为“枯竭”而写，或者作为“枯竭之地”的书写，似乎成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命题。

一、作为“枯竭之地”的书写

新书《水在水中》的首发式主题是“不被枯竭之地吞没”，这个枯竭之地，既包括自身，也包括世界本身，或说自身即世界本身。人的身体就是整个宇宙。用“女性的身体”比宇宙可能更准确。在这个“宇宙”中不就是包括一切快乐与不安吗？人如何与“那些不安”共处，既是文学的主题，也是人的功课。小说集《水在水中》的第一篇，《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讲的是，一个女人流产的故事，那个故事奇特的地方在于，那个“孩子”只存在于体内短短几天，但作为母亲却感觉“生命多次离开体内”，那是从她“宇宙”中诞生的一个“新的宇宙”，所以那个宇宙不会消亡，用她书中的话说是，“胚胎已经在肚子里搭好了一个小小的房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餐厅。”是啊，这不就是对小生命最好的描述，生命一开始就是“生活着的”。而且那生活的场所是永恒的，永不能被忽略的。

第一篇故事的篇幅很长，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全书由四个首尾呼应人物关联的故事组成。故事的主题都是夫妻关系，当然里面也写了大量朋友关系，这也是全书的亮点，那些朋友奇怪又有趣，个个思想飞逸、谈吐不凡。有人说“于一爽是继王朔之后把北京写得最像北京的作家”。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是这么评价的：“她和王朔绝对不是一件事。简单来说，王朔带有明确的文化对抗目标，有要驳斥、消解的对象，于一爽浑身带刺，但是在她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他者’。或者说，‘他者’完全内部化了。传统的小说，情节的内核是人的选择与自由：人遇见困境、做出抉择，故事才能层层展开。但在于一爽这里，人只能向内，与世界拉扯变成自我拉扯。这就是书名《水在水中》的隐喻，人困在了自我内部。这也是我当年给她写序时提出的关键词：枯竭而写。所谓枯竭，不是没东西可写，是故事讲完了，也不知道故事如何开始。”

为“枯竭”而写，因“枯竭”而写，也许“枯竭”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困顿。是人最大的困境。回到新书首发式的主题，“不被枯竭之地吞没”，这显得多么珍贵。于一爽是地道的北京作家，她身上带着与生俱来的北京姑娘的气质，这种气质中有飒爽，有浑不吝，但她的浑不吝和王朔的混不吝又不同，她没有主动的攻击性。打个比方，她就像树冠上的一树花（人物头脑中的“奇思异想”），像一朵朵带刺的花，随时可能飞离树冠，冷不丁扎向你。是的，是带刺的花。

比如流产后的黎文文在医院看到一个被车推着的衣不蔽体的女病人，她想到的却是“自己也不配得到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思绪既“扎”中的读者，同时这“花”又扎向她自己。

类似的思绪有很多，真如感性的读者评论她的：“一棵女性的树上结满意识的果。而当思绪来时，一朵朵随时可能会飘向很多地方。她写人物心理，写人的潜意识飞离故事的树冠。故事其实并不重要。”

作家其实分为两派：一派是说理派，王小波王朔刘震云都是，一派是抒情派，莫言余华苏童是这一派。于一爽也是偏说理派。“说理派”小说里有很多以句子呈现的思想，于一爽不同之处在于她那些思想是从“内部”生发出来的，是内视角下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观感”反应（这点非常可贵），就像是只为心灵而写作，只为“身体（生命）本身”。在《客亦知夫水与月乎》中，女人患有“干脚症”，脚上有纷纷的死皮掉落，这一切正如这斑杂颓唐的世界。

于一爽小说行文中有一种“轻”的东西，同时有一种“迅疾”的力量，就像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和“迅速”。

比如这段：在这里看到很多森林、溪流啊，穿透枝叶的阳光，晨雾中的朦胧光线，暮色中的暖色调，黎文文感觉走进了谁家的客厅。到底是谁家的客厅呢？又像是走进了谁家的绝路。

前脚还阳光明媚，后脚就踏入“绝路”。类似的还有：两个人沿着高低不平的堤岸走下去，河面上架着一座桥，当时是晚高峰，车水马龙，小乌龟就这么爬走了。事到如今，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活着，活着好还是不活着好呢。这不好说。

……蓝色的天上飘着云……看久了，会觉得这条路在流动。要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不错。

这种人物心理的急转直下，恰恰是一个人看到世界时内心的变化，我们总说，内心世界，这才是“内心世界”。

于一爽很擅长写内心世界（或者内部世界），那是游弋的、不确定的，人物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所有男女必将分手，似乎是她的写作主题），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才值得一写。我甚至说，谁能把“人性中游弋的部分”写好，得个诺贝尔奖都不冤。于一爽是被低估的。

二、女性视角下的“精神共振”

《水在水中》由四个相互勾连又独立的故事组成。前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在后一个故事中，上一个没有写完的故事，下一个故事中补白。这几个故事都是关于夫妻情侣关系，当然也涉及到亲子关系。

第一个故事，讲一个女人流产，虽然“孩子”只在体内停留几天，但是女人却感觉“生命不断在离开她的体内”，或者“永远没有离开”。用她书中的话说是，“胚胎已经在肚子里搭好了一个小小的房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餐厅。”这是生命在场的证明。黎文文始终没有把怀孕的事实告诉丈夫，此时丈夫也在经历他恩师的病危和他自身和困境，于是，“一切变得不可言说”。

黎文文和丈夫钟仁杰也会吵架，但不是歇斯底里，他们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吵架”。女人说：“我没有办法用更低的姿态去考虑你了，如果我还没有一点我，我就真的没有我了，因为我已经把我付出了。”丈夫则说：“……你的付出和我让你付出都是一种付出，一个人付出就不是自私吗？”妻子继续说道，“如果你享受的是没有边界的自由，那证明你还爱我吗？或者说，我还爱你吗？那现在请你，没错，请你，去想想一个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人，甚至是和我对立的人，一切就不一样了吗？生活就不一样了？”

黎文文没有一味地表达怨诉，而是从他们自身的问题出发，比如，她又写道：“你不要怀才不遇了。黎文文最终还是说出了这句伤人的话……在伤害钟仁杰的一瞬间，她也把自己全部打碎了。平心而论，她并不觉得钟仁杰怀才不遇。两个人谈论过，真正的才本身就是一种遇。”

到这里，她又理解了丈夫。她的理解是从自身出发，这也构成和自己精神上的“共振”。这篇故事的篇幅很长，几乎占全书的一小半。夫妻关系是全书的“重头戏”。在夫妻关系中也穿插着亲子关系，如在第三个故事《夜来幽梦忽还乡》中，出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生完女孩后，李果一直被失眠症困扰，她总是做梦，“那些连接不断的梦就像一只小花豹，在她的心头踩来踩去。帮她捕捉现实中似有若无的感觉。”

她写和小女孩对话，她说发烧不可以吃雪糕，小女孩说：“为什么前两天我小的时候你就可以给我买呢？”

小女孩在吃面条时说：“妈妈，我可以用水彩笔在面条上涂颜色吗？”

他们在客厅水族缸里养了两只乌龟，死了一只，可是女孩觉得，那乌龟没死，还有两只。因为“死了的乌龟也是乌龟。”

于一爽在写到孩子时，显得更温情和温柔。

那些温情时刻，用于一爽的话说是“想要感激点什么”。比如下雪时，爸爸和孩子在讨论雪花。

孩子问：雪是从哪里来的？

爸爸说：天上。

孩子又问：那雪是不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下了？

那时候，她已经从书写的角色回到了生活的角色中。在生活中，于一爽也是两个四岁孩子的母亲。

写作当然是一种生活的出口，也是一场与世界的和解，是对人和人的理解，也可以说一种“精神上的共振”。

即便夫妻关系走到了尽头，依然可以流露出爱与温情。

夫妻关系虽然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但是并不代表“无解”，起码可以理解。作家本身没有被困其中，她通过写朋友关系，写那些遇见的有趣的人和事来消解。比如那些饭局上的人，那些“怪客”——有叫“白菜乐队”的摇滚歌手，把自己DNA送入太空的物理学家，出小字书（要用放大镜看）的行为艺术家，还俗后给自己取外国名的上师，要和玄奘喝酒的诗人……还有婚外情研究员，那人声称，“婚姻是要建立一个互助性保障型经济实体。但是这个实体现在变成了麻烦本身。”……有趣的是这些人物都是在酒吧饭局出现，他们的“奇怪”也就一定程度上被解构而变得合理。这是从一个女性视角来观看男性世界，或者说整个世界，小说中女人的感受是直观的，又是局外的。她的视角时而向内，时而向外，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张力”。

黎文文的女闺蜜李果说了一句话，“美学应该翻译成感觉学。”摇滚歌手宣称：“过了今天，太阳直射开始向北回归线走，自己就要去写诗了。”

诗人则用德文喊：“谁夜里从胸口掏出心，谁就够得着玫瑰。”

小说中的人物爱谈论佛经，但事实上是他们都是红尘男女，甚至可以说都介入很深。小说中有很多有思想有意思的句子，如“一个正派人都不应该随便戒掉自己的爱好”“黎文文想，生活中有些事怎么都做不成，但反而是那些轻而易举的事情伤害了你”“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更失望，但这并不代表男人不失望”，“夫妻是对方生命的闯入者”。

作家于一爽并非带着“批判”来看待这一切，她更多的是带着旁观，甚至是理解和共情。这也构成了全书的基调。这正如评论家所说的：“于一爽的文字如水中倒影……她写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写关系的疏离与联结，写现代人的怀疑与对精神性的执着追寻。‘水在水中’既是生活的隐喻，也是存在的答案：人微不足道，却能在爱与责任中为苦难负责。”

三、“现实困境”与“文学新解法”

今天这个时代，文学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人的精神也逐渐趋于荒漠化，那么作为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常年被精神分裂疾病困扰的黑塞，他自己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自救”，我们发现，黑塞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领悟”。而且，黑塞还专门写了一本童话集《黑塞童话集》。

黑塞在《魔法师的童年》一篇中写道：“我想看到冬天结苹果，钱包里装满变出来的金银；我梦想用魔法让敌人瘫痪，然后宽恕他们，使之汗颜，最后我当选为胜利者和国王；我想发掘地下的藏宝，想使死者复活，想隐身。尤其隐身术我非常看重，衷心向往。对于种种魔法的渴望伴随我终生，以不同面目出现，我常常一时认不出来，比如后来当我早已成年、当了作家时，我多次试图隐藏在自己的作品后面，给自己改名，藏在意义深远又有趣好玩的名字后面，奇怪的是我的作家同行往往因此而生气，并曲解我的意思。”

那个藏在“魔法里的人”正是作家本人。作家没有过多去“摧毁”，而是更多去“建设”，我不愿意用“良知”“担当”这样的词来形容作家，但作家确实需要朝更敞亮的方向走，哪怕为了自己，为了自救。

我觉得作家就是一棵树。也许栽在贫瘠之地，但也要努力开花结果，给看到它的人以美的视觉。也就是说，作家不能一味写“丑”，还要写“美”。要作为有审美的写作。在我看来，于一爽有一种美学，首先她的语言很美，就像一棵树开满花，“树冠”上随时有花飞过来，而那“花”还带刺，随时会扎中读者脖子，但这些“花”（思想）又是向内的，内省的。她是作为一种内视角的写作。

比如她写到“干脚症”，脚“永远”在蜕皮，那彷佛也构成一个现实隐喻。为身体而写（即便那是个接近“枯竭”的世界），人的身体真就是世界。

写身体就是写心灵，也是写灵魂。

于一爽在小说中写：“人是宇宙基本悬浮的粒子……所有人看所有人，就是两颗粒子的对望，她看铁舅舅，别人看她。铁舅舅看她。她看别人。新老交替，水流云在。……”甚至她笔下的城市也是如此，“总是很飘忽，总是在经历失败，总是没有办法醒过来。”这即对事物本质的书写。

“……在城市里生活久了，总觉得向上的生活是假的、伪善的，向下的生活是真的、道德的，甚至‘温柔和抒情’的。”

于一爽似乎无意批判，“批判”只是作为她所看到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或者说批判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怀疑无处不在，不适感无处不在。

“幸福的家庭都是不幸的，不幸福的家庭也都是不幸的。对，只要是家庭就都是不幸的。”这几乎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客观存在”就是本质。作家应该去捕获这类真理。一切飘忽的存在的事实，存在于内心的真理，“黎明前的城市总是似是而非。昨天已经结束，明天不知道要抵达哪里，这一切让人感觉失控。”

有人把小说家比作“心灵内部的建筑师”，小说家永远在搭建自己的宇宙。用纤微的知觉，精准的感知，去写人，写故事。

最后再想谈谈那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一个失去了孩子的女人，就像从身体中遗失了一个世界。小说表达的就是那种哀婉。长日留痕却不哀伤。

第2个故事。小说人物同时在写小说，并随时拿出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对比，这个很有意思。像书中书。

第3个故事里面有几个小故事颇有深意。男人和陌生女人搭电梯，电梯突然灯灭，男人惊慌失措，那个美丽的女人却淡定化着妆，电梯门开后，男人突然对自己“感到失望”。妻子看到对面楼道有火光，叫醒丈夫，男人倒头又睡，于是女人想到，“我与你的一天又结束了”。人内心的“光”也在熄灭。

最后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只出现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夫妻关系变成了一种“蜻蜓点水”的关系，小说写的是“活人微死”状态。这也是一中枯竭。在枯竭之地如何让自己溢满？这既是文学的命题，也是关于“人”的命题。

人本来也像水，“水在水中”，这构成人存在本身的隐喻：即是困境，也是“逃生”的方法。